2025年5月28日，日本40年期超长期国债拍卖惨淡收场，投标倍数降至2.21，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新低。自2025年5月以来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，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一度突破了3%。日本国债市场的动荡正在令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。而这场日本国债危机却与30年前财政困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恰似历史的一场“轮回”。
回溯过往，《日本的财政危机：摆脱危机的体制机制变革努力（1975—2000）》一书深入剖析了日本在1975年至2000年间财政危机的根源与演变，揭示了日本预算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结构性缺陷，为理解日本“失去的二十年”提供了权威性阐释，同时也为全球财政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。如今，日本国债市场再度陷入动荡，当年财政危机背后所暴露出的预算体系问题、多方利益博弈困境等，或许正是当下危机的潜在诱因。
历史又一次重现？
本书的作者莫里斯·赖特是曼彻斯特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。书中的素材均来自作者在1992年至2000年间实地工作和研究的积累。本书是作者关于七国集团“国家预算制度和国家政治”系列研究的第二卷。当前日本政府应对国债危机的每一个细节，与书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财政困境形成刺眼呼应，仿佛是日本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的再次发作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日本财政体系核心特征，在2025年的国债危机中得到鲜活印证。
首先，21世纪开始延续至今的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，其实是由20世纪70年代大藏省通过财政投资贷款计划（FILP）构建的“第二预算”（也称“影子预算”）体系演变而来。FILP是日本政府从1953年开始编制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，通过为公共领域提供长期、固定利率的信贷支持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善。21世纪初，随着经济停滞和财政压力加剧，FILP规模缩减并转向市场化融资，同时日本央行在2001年首次引入量化宽松（QE），通过购买国债等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，以对抗通缩。FILP侧重结构性支持，QE则通过货币政策刺激整体经济，两者共同应对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问题。
2022年12月底，日本央行成为日本国债市场最大买家，持有的国债占比高达52%。其背后的本质则是书中所述“影子预算”机制的升级版，即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维持债务循环。这种财政货币化操作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利率波动，却在2024年日本央行缩减购债规模后引发连锁反应。随着国债供需失衡加剧，寿险公司等传统买家因利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而抛售国债，海外投资者则因财政风险暴露而撤离。
其次，书中剖析的1990年至1997年“公共工程国家”模式，也在2020年以后呈现出新的运作形式。从历史上看，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。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，日本为刺激经济，继续扩大公共工程支出，1993年一度达到13.7万亿日元的峰值。然而，债务压力迫使日本在2001年后基本终止了集中建设模式。尽管停止了大规模基建投资，但是自2020年起，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持续攀升。2023年，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的35%，并在此后两年维持在33%以上的高位，形成新的刚性支出陷阱。这一现象是老龄化、福利刚性支出与财政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未来仍将面临可持续性挑战。这种从“基建依赖”到“社保依赖”的“转型”，本质上仍是作者在书中所述的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共生关系的延续：自民党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维持选民支持，而官僚体系则通过预算分配巩固权力。
财政体系的深层病灶
这本跨越1/4个世纪的研究著作，揭示了一个被“债务民主化”与“制度僵化”双重绑架的经济体如何一步步走向财政重建的死胡同，为读者深入理解日本财政危机的根源、演变以及其体制机制变革的尝试提供了一扇窗口。
日本的财政危机始于20世纪70年代。日本经济增速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放缓，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，导致公共债务不断上升。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，日本经济失速，税收锐减，而社会保障与公共工程支出却刚性增长，导致债务层层累积，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。
作者通过国际比较，以及对日本中央政府的预算编制、财政投资贷款计划、政治经济博弈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，日本财政危机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政策僵化、利益固化以及缺乏有效的预算约束机制。比如，大藏省通过主导预算编制、操控FILP“影子预算”，平衡自民党政治需求与支出控制，掩盖真实债务；长期形成“公共工程国家”模式，基建利益集团与官僚共生，导致资源错配与刚性支出；泡沫破裂后税收锐减，改革受制于政治阻力与经济疲软，债务占GDP的比重飙升至不可持续水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在财政赤字扩大、债务高企的背景下，日本虽然多次努力通过制度调整与政策妥协以维持经济运行，但最终都未能实现真正的财政重建的根源。
而作者在书中对日本预算体系运作逻辑的分析，在当前这场日本国债危机中也展现出惊人的预见性。1975年至2000年，大藏省通过复杂的预算分配和谈判策略“把持”着财政控制权，进入21世纪后，这种情景继续在上演，只是主角变为日本央行与财务省（大藏省于2001年更名为财务省）。当日本央行试图退出量化宽松时，国债市场的剧烈反应暴露出财政体系的脆弱性。日本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已占年度预算的25%，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，日本政府每年需多支付10万亿日元利息，相当于GDP的2%。这种“利率上升—债务恶化”的恶性循环，正是作者在书中所述的现代版“预算约束机制缺失”。
作者在书中揭示的“政策僵化”问题，在2025年的财政困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尽管日本政府多次提出财政重建计划，但结构性改革始终难以推进。例如，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围绕个人所得税最低纳税门槛的谈判陷入僵局，反映出利益集团对政策调整的强大阻力。这种政治僵局与书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如出一辙：官僚体系、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博弈，使得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寸步难行。当石破茂首相承认日本财政状况“比希腊更严峻”时，他实际上是在重复书中早已揭示的事实：缺乏政治共识的财政改革，注定无法打破债务累积的恶性循环。
超越历史的路径探索
本书对日本财政危机特殊性的分析，在当前全球债务高企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。与欧美国家相比，日本财政危机的独特性在于其“政策僵化”和“利益固化”的体制特征。例如，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，本质上是为财政赤字融资。然而，日本的教训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：当政府债务规模超过经济承受能力时，市场信心的丧失将引发系统性风险。
面对当前危机，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极为有限。短期来看，日本央行可能被迫重启收益率曲线控制或扩大购债规模以稳定市场，但这将加剧日元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。长期而言，日本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，包括提高消费税、削减社保支出、促进经济增长等，但这些措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历史经验表明，只有打破官僚体系、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固化结构，建立有效的预算约束机制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财政重建。
对于全球政策制定者而言，日本的教训提供了重要启示。首先，财政扩张必须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，避免陷入“刺激依赖”。其次，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，避免成为财政赤字的融资工具。最后，国际合作至关重要，特别是在应对债务危机和资本流动冲击时，需要建立全球协调机制。
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，更是一部现实启示录。它揭示了现代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共性困境，也为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。在日本国债危机持续发酵的今天，重读这部著作，我们更能深刻理解：财政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，唯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革，才能打破债务循环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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